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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公山神秘道士原是辛亥革命元勋

来源:鸡公山风景区  发布时间:2017-07-28  浏览 430 次

 鸡公山报晓峰西南半山有一座道教庙宇灵化寺,先不说道观何以称寺,就是这座微不足道的道教庙宇,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。

 据1936年齐光著《鸡公山指南》:“灵化山在鸡公峰下,约二里许,地居鸡公山避暑官地之外,初为宦途失意人苏斐然氏以神道之力,独手创建,而自成一道教活动之区,此山之得名,即为苏氏所命出。苏氏在山颇久,信徒众多,闻达官显宦,亦不乏其弟子,所惜于民国二十二年冬夜中失踪,羽化登仙欤?云游海外欤?局外人所不知也。”看来,时在鸡公山管理局任职的齐光,对于苏斐然失踪的情形也并不知晓。

  不过,据1984年皮明庥编著《湖北历史人物辞典》记载:“民国二十二年冬突遭蒙面人绑架失踪”。不是登仙,也不是云游,而是遭到绑架!是谁要绑架一个道士呢?1986年,苏斐然的女儿苏静方在重庆回忆道:“一九三三年的一个冬夜,好几个土匪模样的人,将父亲绑架了去。留下纸条‘拿钱赎人’。”然而,她并不相信是土匪绑票诈财,其父亲不过是个穷道士,更重要的是绑匪“何以不留地址?钱送何处去?交与何人收?”以至于生死下落不明。当时传说,苏斐然是“因对抗当局而遭暗害的”,时年仅50岁。

  苏斐然的女儿对父亲失踪的原因只是推测,但也不无可能。因为此前苏斐然在上海行医时,竟遭特务关押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原来是为了官方要来征收“招牌税”,苏斐然愤愤于空中的招牌也要来征税,对执政当局十分不满,时常发牢骚,针砭时弊。被抓之后,苏斐然绝食静坐数日,幸得上海知名人士、书法家黄介民出面调停,当局还设筵款待一餐后放回。

  更有甚者,放回之后,苏斐然并不罢休,写信给上海市长,提出抗议,并与市长辩论。苏的女儿还记得信中的一句话:“我要向孙总理在天之灵大呼:国民政府罪恶滔天!”当时的《扬子日报》以“老民党发牢骚,与张市长大辩论”为标题报道了事情的经过。根据苏静方回忆的时间推断,当时的上海市长应为张定璠。

  一个普通医生的牢骚何以惊动了特务,又何以得上海知名人士的出面斡旋,更何以敢和上海市长叫板?还是《扬子日报》透露的内情,苏斐然原来是“老民党”!

  何为“老民党”?其实就是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,1912年同盟会改组后,称国民党。也就是说,苏斐然就是早期的国民党。

  苏斐然,原名苏成章,字斐然。1884年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县汪营苏家拱桥。少时曾学医,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,考取秀才,被选送到两湖师范学堂深造。同时,加入同盟会,跟随范腾霄、牟鸿勋等人从事革命活动。1911年(宣统三年)7月,经牟鸿勋介绍,以两湖师范学堂代表参加共进会联席会议,结识了孙武、蔡济民、邓玉麟等人,得以进入秘密机关部。武昌起义前一个月,共进会和文学社在蛇山抱冰堂为合并召开联合大会,苏成章因此得以参与起义计划事宜。

  上中学时,对于武昌起义前的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机关装配炸弹,不慎爆炸的情节记忆犹新。俄国巡捕闻声赶至,把炸药、旗帜、符号、文告、印信全部抄走,起义计划暴露。清督瑞澂按照抄走的党人名册大肆搜捕,一时间黑云压城,人人自危。很快,位于武昌小朝街的秘密机关也被破,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、牟鸿勋同时被捕。彭、刘、杨英勇就义,牟鸿勋是第四个被审,瑞澂拿着党人名册指出紧挨牟鸿勋的苏成章等人的名字讯问,牟坚不供认,苏成章得以逃脱。10月10日当晚,武昌城枪声大作,起义仓促开始。次日晨,苏成章得知督署被攻下,瑞澂逃跑,便立即觅得一匹马,借了四个士兵,找了个铁匠一起赶往监狱,将关押在这里的牟鸿勋、张廷辅、胡瑛等十余人放出,并将牟送回两湖学堂安顿。真是没想到,中学时学到的武昌起义人物居然有一位成为灵化寺的道士,让人不禁唏嘘不已!

  武昌首义告捷,由于起义仓促,准备不足,直接组织领导首义的功臣蔡济民、熊秉坤等都无法胜任,一时群龙无首,便推举在军中有些威望的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做都督。黎恐负叛清之罪,固辞不就,最后被用枪逼上都督的位子。

  最初,黎元洪不就职,不问事,三缄其口,形同木偶。然而,义旗初举,诸事纷杂,原先发动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皆因突发事件,或伤或逃,一时不能临场主事。于是,苏成章和邓玉麟、蔡济民等十多人一起商定,由苏成章起草组织了一个参谋部(后改为谋略处),办理一切事务。苏静方回忆说,他父亲曾告诉她,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,干过两件有意义的事,一是办报,二是假借孙文之名出告示。

  为了扩大起义的影响,推动各省响应,必须发行报纸进行宣传。牟鸿勋、邢伯谦和苏成章商议,由牟鸿勋向黎元洪陈述,并合并了几家报馆的工人,创办了《中华民国公报》,牟自任经理,苏成章积极参与其事,邀请两湖学堂的老同学、老同志,连夜计划开印,于起义后的第七天,问世了《中华民国公报》第一期报纸。假借孙文之名公告,是利用孙先生的威望,算是革命党人的智谋。苏认为,这两件事的意义在于,安定人心,鼓舞士气,扩大影响,促进各省尽快响应,是枪炮所不能及的。

  参谋部成立后,当即决定,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,设在原谘议局所在地。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,改国号为中华民国,通电全国。10月14日由汤化龙等拟订了《军政府暂行条例》,规定鄂军都督府仍设四部,但改为军令、军务、参谋、政事四部,并由汤化龙任政事部长,苏成章任副部长,总揽行政大权。

  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,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领导,10月25日由孙武、刘公、张振武等提议修改了《军政府暂行条例》,颁布了《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》,改变了集大权于都督一身的状况,决定成立由革命党人组织的军事参议会。规定除战争外,都督发布命令必须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。同时调整了都督府的机构设置和组成成员,取消了包揽行政大权的政事部,改设内务、外交、理财、交通、司法、编辑等6个部,后又增设教育、实业2个部,连同原有4个部,共12个部。其中,教育部长苏成章,副部长查光佛。实业部长李四光,副部长牟鸿勋。调整后的政府机构设置比较完善,也比较近代化,革命党人在政府组成成员中占有显著的优势。

  后又成立各部总稽查部,苏成章和牟鸿勋、甘绩熙等同时担任稽查员。再后来,苏成章还担任过湖北省教育司司长和革命实录馆副馆长。据苏的女儿回忆,她亲眼见过这两个职务的委任状。民国二年(1913年),苏成章被授予首义甲等功勋,被列为辛亥革命志士。

  此后,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杀害革命党人,摧残革命力量的阴谋日益暴露。孙中山密函田桐、季雨霖、詹大悲等人在湖北组织改进团,重新集结革命党人,进行二次革命。苏成章参加了讨袁“改进团”,积极进行反袁活动。

  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,就任军政府大元帅,号召恢复《约法》,拥护国会,开展护法运动。委任蔡济民为湖北省靖国军总司令,驻军利川。民国六年(1916年),苏成章回到利川,协助蔡济民,任靖国军军需处长。蔡济民被方化南、唐克明谋杀后,苏成章和董用威(即董必武)等联名向孙中山申告,并在报上发表声讨文告,呼吁伸张正义,惩办方化南、唐克明等人。苏静方小时候还亲眼看到,她父亲的一个文件夹上写着“方化南、唐克明谋杀蔡公济民证据”的字样。

  后来,苏成章到利(川)石(柱)边境,还利用农民组织“八德会”,反土豪劣绅。不久复去武汉。孙中山逝世后,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独揽党政军大权,背叛孙中山提出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。作为“老民党”的苏成章看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被独裁的蒋介石所破灭,导致军阀混战,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,已是心灰意冷。虽然“革命尚未成功”,却失去了“同志仍需努力”的信心,便决定弃政从医,由武汉移居上海,挂牌行医。于是,便有了遭特务关押的经历。苏成章经此一劫,更是意志消沉,大骂“国民政府罪恶滔天”的同时,萌生了退隐之意。

  1929年,苏成章携全家又回到武汉,适逢友人赠送了位于豫鄂交界处鸡公山的一块山地,另有友人赠送了一笔钱。于是,在鸡公山修建了一所房屋,全家迁住在这里。苏静方回忆说,“父亲一边教书一边著书,着手编写《周易》的注释。教书自然是为了糊口;著书是要把他的思想感情埋藏在故纸堆里,使它与时事政治隔离开来,用以约束自己。”期间,苏成章还写了许多诗,女儿还能背诵其中的诗句,如“白云升足底,新月挂松间”,“庖人三间炊无米,犹自挑灯缓读书。”“幽静的环境,恬淡的心情,清苦的生活,溢于言表,这也是当时我们全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”苏静方的话里充满了对居山生活的向往,和对父亲的怀念。

  这时的苏成章,倒真得有点隐士的风度。然而,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僻居于鸡公山长林之中的苏成章,却再一次遭到绑架。苏静方的推测虽然不无根据,却查无实证。

  这里,需要说明的是,并非齐光所说的苏斐然“宦途失意”,而是看破了时局,不愿委曲求全,随波逐流。这一方面反映了苏成章思想局限性,也是当时很多像他一样的“老民党”的共同困惑,如首义硬汉牟鸿勋,最后也是选择了隐居,最后病逝于武昌,年仅40岁;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旧式文人所特有的孤傲之气,耿介之气,的确是值得称道的。遗憾的是,苏成章隐退之后,消失在时人的视线之中,长期不为人所知。

  奇怪的是,苏静方的回忆中,并没有提到,他的父亲信奉道教之事。也许是为尊者讳,不愿意提及吧。齐光在《鸡公山指南》中说得明白,“以神道之力,独手创建,而自成一道教活动之区”,命所居山场为灵化山,且信徒众多,弟子之中,不乏达官显贵。还对灵化山进行描述:

    “由豫十五号循小路可往,遥望之,见有石亭一座,乃土祗神祠也,中供鄂、豫交界众土祗之神。经此更前进,有石门一座,其联云:‘归元之路入圣之门’,其顶有圆石三方,上刻篆文‘灵化山’三字。入其门回视门柱,亦有一联曰:‘天中蓬壶世外桃源’,此出苏道人之手书也。”“苏道士在此建屋三栋,朝南背北,前为园圃,种有茶树及菜蔬之属,并伺育野蜂数巢,园边为第二静室与第一静室,均在平台之下,台上为禅堂及待客室,室中供一篆文‘灵’字,绝无塑像木偶之属,亦一别开生面之庙宇也。”这些描述,无不反映出其道观特征。

   1987年出版的姜传高编著《鸡公山志·宗教风俗》对灵化寺的也是列为道教庙宇,认为是1929年由苏斐然所建,1933年达到鼎盛。但随着苏道士的失踪,虽有其妻高氏和徒弟肖志安主持,香火日渐衰落。还介绍了苏道士在山期间,每日诵经讲道,习武练功,观星占卜。与众不同的是,他不敬神偶,只敬奉一个“灵”字,招徒的手续非常简单,只需写明入道介绍人和本人姓名,在所供奉的“灵”字前,将纸条焚化即算入道。其修道的要义就是“诚则灵”。

  《湖北历史人物辞典》中,介绍苏成章到鸡公山创建“灵道学社”,引起我的关注。“灵道”难道是道教的派别吗?带着这个疑问,我查了有关道教的资料,结果让我很吃惊!

  灵道为古代道教的一个旁支,最早可追溯到战国。虽出自道教,却有本质上的区别。据传,灵道修习者以妖魔为敌,练奇术,寿可达数百,但并非所有人都可修习,必须拥有一种常人没有的特殊天赋。灵道大都为一脉单传,最为鼎盛的唐朝,人数也不过千。后经五代十国战乱,逐渐衰退。灵道的传人大都采取避世而居,逐渐为世人所遗忘。这是险峰的科幻冒险小说《更夜》背景说明中关于灵道的介绍,似乎不太靠谱。但也说明灵道派是道教中十分隐密的一个宗派,道士修习的方式也很特别。而灵化山不敬偶像,只敬“灵”字的敬奉方式,还真是绝无仅有。

  还有一种资料说,灵道宗的前身是道教中的占验派,以传习占验术数为主,主要研习上古两大奇书《周易》和《天象》,认为两书中暗藏着成仙妙法的玄机。这倒和苏成章在灵化山研习《周易》的记述相吻合。至今,在灵化山中,还留有观星台,用以夜观天象。所谓“灵道学社”,大概苏成章用来研习《周易》的社会组织吧。

  至于为什么其庙宇称为“灵化寺”,肯定是后人之误,因为三十年代的《鸡公山指南》中,将灵化山作为名胜加以详细介绍,始终没有提到“灵化寺”的说法。结果,以讹传讹,沿用至今,也就无法去更改了。这也算是鸡公山道教的一大特色吧。不过,抗战期间,这里成了新四军五师的活动的据点,以至于据守在山上的日军不敢在夜间活动,也从未出击过灵化寺。如苏道士有知,必感欣慰,算得上是为国家积了点阴功吧。

  更为奇怪的是,苏静方在回忆中明确地说道,其父亲“连尸骨也不知在何处”。后来,一个自称苏成章是其四祖父的人,在网上留言说,“苏成章我四祖父绑架失踪获生后隐居利川元堡至终老,现葬于汪营后坝苏家拱桥祖坟山上。湖北利川汪营后生苏诚”,说的是苏成章遭绑架后并未死,而是隐居在他的老家利川元堡,直至终老。是真是假,只有假以时日亲往查看。

  没想到,信阳籍山东作家张锐强得知此事后,还真的和苏诚取得联系,并在其新近创作的历史随笔《辛亥革命后:鸡公山颐庐往事》中写道,“据苏诚介绍,苏成章后来还想迁回出生地后坝,但因为户口问题阻碍,最终未能成功。这些事情老人们都清楚。苏成章的女儿回去过一次,可惜没能碰上族人。苏诚的父亲见过苏成章本人,说他个子很高,会些拳脚功夫。苏成章兄弟六人,苏大章、苏建章、苏宏章、苏同章,还有一个不详。” 苏成章隐居利川元堡后,还在那里娶妻生子,其中有个孩子名叫黄世雄。

  纵观苏成章一生,从前清秀才,到革命党人;从首义元勋,到落魄道士;从失踪,到获生,再到终老故乡,可谓跌宕起伏,充满着传奇色彩!